赛义夫·拉曼（Saifur Rahman）是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教授，同时也兼任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的主席。作为电力领域的专家，他对气候议题、能源转型、电网变革等领域格外关注，在学校的能源与全球环境中心发表了数百篇论文，也曾担任IEEE气候变化特别委员会主席。

　　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是一个由工程师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全球性协会。比如人们熟悉的Wi-Fi技术，为了让各种不同品牌的电脑、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能够连接到一个无线网络，需要全球通用的无线通信协议标准，这项标准就是IEEE最早在1997年通过的，此后不断迭代。IEEE目前在全球7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35万名会员，其中，中国有超过35000名会员，是IEEE第三大会员国，仅次于美国和印度。

　　气候变化是IEEE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在其数字图书馆中收集了7,000篇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论文。赛义夫·拉曼指出，全球有约三分之一的排放是通过发电产生的，而他的任务是通过工程解决方案帮助减少这一排放量。

　　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7上，赛义夫·拉曼作为IEEE的技术专家，提出了六大解决方案。他希望IEEE的方案是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均能接受并可部署的，从而促使不同国家合作，通过创造性地应用现有技术来减少碳排放。

　　拉曼的解决方案包括，使用已验证的方法来减少用电量（如调暗灯光、使用节能灯、调高空调温度等），提高燃煤电厂的能效，使用氢气和其他储能方案，推广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安装新型核反应堆，以及鼓励跨国电力传输。

　　其中，短期内放弃燃煤电厂并不现实，而提高燃煤电厂效率的方式包括采用超超临界火电厂，或者联合循环发电厂。超超临界火电厂在气液两相平衡的温度和压力下运行，能源转化效率从传统火电厂的38%提升到46%。联合循环发电厂则是第一阶段通过天然气在涡轮机中燃烧发电，涡轮机排出的热量用来产生蒸汽，第二阶段用蒸汽转动涡轮机。这种两级电厂的效率比单级电厂至少高出25%。

　　在推广可再生能源方面，拉曼认为，可再生能源应从初始阶段便纳入能源生产、传输和分配系统。低成本、低碳的氢燃料应被视为可再生能源组合的一部分。核电领域，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可以取代传统的核电站，使建造更容易、成本更低，且比目前的大型核电站更安全。

　　在绿色技术发展过程中，拉曼指出，中国的优势体现在大市场的容错空间和大量受教育人口的创新潜力上。

　　而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上，拉曼正在研究“数字孪生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模拟搭建一片数字版的农田或者城市，可以提前检验天气或其他因素对现实世界造成的影响，从而帮助科学高效决策。

　　面对最近快速演进的AI技术等创新科技，拉曼建议年轻人应该学习多元化的视角，将自己的专业与不同的行业相结合。同时，为了防范人工智能进程狂飙可能带来的风险，IEEE正在研究规范其发展的指南，探讨“防护栏”的建立。

　　赛义夫·拉曼：我们涵盖的领域包括电力、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等，中国正在这三个领域积极探索。在电力方面，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力网络，是全球发电量第一大国，并且拥有自主研发的高科技。

　　界面新闻：协会如何与中国的成员合作，在这些领域率先实现技术突破并推广全球标准？中国又如何为这些标准的制定做出贡献？

　　赛义夫·拉曼：假设你建造一条非常高电压的输电线，它可以输送更多的电力但这也会带来隐患。一方面，如果线路倒塌，会对很多人造成伤害；另一方面，它对住在电线下方的住户有磁场影响，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标准委员会将一起探讨这些问题，并就中国、法国、英国、非洲等国可以接受的标准达成一致。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吸引来自工程领域和不同国家的各类专业人士，大家通过协会一起讨论，并向世界分享我们的探讨成果。中国是对实际标准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

　　同时，IEEE成员能影响政策制定者，我们举办研讨会来培训团队如何去和政策制定者打交道，如何用简单的语言解释所有复杂的程序，方便政策制定人员能够理解和明白。我们还有“棕袋午餐”活动（指：午餐都是用棕色袋子打包好），工程师去公司走访，与公司职员共进午餐，并解释实际工作内容。

　　IEEE出版了200种杂志期刊，大量的论文都来自中国，远远超过印度。中国的会员数量比印度较少是因为中国开放得更晚，第一批开放入会是在1985年的北京。但从成员的增长比例情况来看，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比印度快。

　　界面新闻：在您看来，建设一个新型电网对中国的碳中和目标有多重要？中国的碳中和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赛义夫·拉曼：美国的碳中和计划会在2050年至2070年间完成，中国已经宣布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如今中国的电网中，一半以上的能源仍然是高碳排放的煤炭。中国是最大的二氧化碳生产者，同时也是最大的太阳能生产者。但阳光和风不是每一天都有的，我们需要新技术来进行调整，提高电网的稳定性。

　　这就是中国面临的挑战，太阳能和风能越多，电网所面临的新挑战就越多。除非理解所面对的挑战并提供解决方案，否则一切将变得不实际。

　　界面新闻：为了实现中国的碳中和目标，我们需要大幅提高能源效率和新能源的供应，你观察到哪些创新技术可以帮助释放新能源的潜力?

　　赛义夫·拉曼：今天的中国在水力、太阳能和风能方面已经是全球开发量最大的国家，而在核能方面并不是那么突出。我认为在中国，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效率，也就是说用更少的电力做同样的工作。第二点是推广更多的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第三点是由于我们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依靠煤电厂的电力，因此采用高效的联合循环发电厂，可以减少煤运行。第四点是推广核能。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德国等多国考虑安全风险的原因，在核能方面放慢脚步。中国正在研究新的技术让小型反应堆更安全。

　　然后是储能，氢能和电池技术，最后是跨境电力传输，把一个地方生产的电力输送到其他地方。例如在中国，云南省有过剩的水力资源，南方电网现在已经将剩余电力卖给了越南。这个例子让我看到，中国更愿意从全球的角度考虑问题。再比如，中国西部地区有更多的太阳能和风能，但用电需求却在东部。那么应该如何把新疆的电力带到上海，或者直接在新疆就近建立工厂用光伏电力生产呢？

　　赛义夫·拉曼：有，例如我们已经开始研究海上风能。在上海的机场降落时，你将会看到海上的风力发电。在接下来的10年里它们将会有很大的发展。需要思考的是，我们究竟是把电力通过电缆线传输到岸上，还是在海洋中建厂，然后把成品带到岸上？这是一个挑战。

　　界面新闻：你提到了氢能、核能、风能，这些都是未来潜在的新能源。碳中和是一场深刻地、系统地社会变革，除了能源的开发，数字化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赛义夫·拉曼：数字化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你拥有大量的数据和信息。那么，如何将风力涡轮机的性能数字化呢？我们必须先建立起模型，了解风力涡轮机在不同天气条件下的性能。我们需要为这些设备建立数字模型，可以在计算机上进行试验，然后再进行实体建造。中国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去完成这项工作，并且具有强大的竞争力。IEEE能向中国的工程师解释什么是数字化，如何将信息数字化，以及如何让它起到作用。

　　比如我从事的这个领域称为数字孪生，我们可以在计算机上模拟建设工厂，而非物理世界实际的工厂。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想尝试不同的想法，例如提高温度，减少工作人员，或者增加招聘，在数字模型中模拟这些改变会带来的影响。一旦我们对这个模型验证的工作方式达成一致，就可以根据经过测试的想法来建立实体工厂。我认为在中国这种方法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赛义夫·拉曼：我们把“数字孪生”分为四个层次，我写过一篇论文，论述了智能建筑，智能校园，智能城市，智能电网，这些不同的元素可以用来构建一个完整的城市。可以设计一个名为智能城市的城市。比如在解决早晨的拥堵情况时，你会发现智能城市中，我们可以通过指引交通流向不同的方向，以避免大家都走同一个方向，可以控制交通灯、控制交通流量，这就是数字化为城市所做的工作。

　　赛义夫·拉曼：应对气候变化、极端天气时，在城市管理者做出决定之前，如果能了解它对公众的含义，那么这个决定会更容易被接受。所以，数字孪生是一个工具，用于让我们试验新政策对民众的影响。因为如果你采取某些行动，而这些行动伤害了民众，那这个行动会变得非常不受欢迎。但如果你事先知道它将如何影响，你就会根据影响对计划作出调整，使其对公众的伤害降到最低。

　　界面新闻：请问你认为中国可以在哪些具体领域与其他国家合作，以促进这种绿色发展，并解决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

　　赛义夫·拉曼：绿色发展是全球性的挑战。即使中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做到这一点，风暴和热浪仍将如常来袭。因此，碳中和的目标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努力，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我希望中国在开发碳中和新技术和实践的过程中，也能将这些知识和理念输出给其他国家。

　　在这过程中，中国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做同样的事，例如，如果中国有技术能够减少煤电厂的污染排放，那么这些技术可以提供给拥有大量煤电厂的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国家，比如分享知识，发表研究论文，举办相关的会议。中国的工程师可以说是做到了。而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鼓励这种开放的讨论。

　　界面新闻：您认为中国和其他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相比，在技术创新上的优势是什么，是人力、大市场还是其他？

　　赛义夫·拉曼：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大学系统完善的大国。因此，如果你把一些想法摆在桌面上，很多人都能参与讨论。泰国的人口只是中国的十分之一。

　　举个例子，30年前我在日本的时候，发现日本的企业每年只会推出一款新型号的摄像机，如果市场验证成功了，他们只出口这一台，因为他们不希望产品在美国出现失败。中国的优势在于国家大，可以尝试新事物。在深圳失败，无所谓，没人知道，在纽约也有这种感觉。这就是可扩展性和规模。

　　失败并不是一件消极的事情。失败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如果你知道什么是行不通的，什么可能行得通，你就更愿意去尝试。所以，要宽容，要冒险，要尝试新事物。

　　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可以奢侈地尝试很多不同的事情。不同的省份，不同的机会。这种多样性对中国来说是幸运的。

　　界面新闻：很多专家认为，中国需要寻求新的增长动力，追求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动力将来自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以及绿色和低碳发展等新兴领域。您对此有何看法？

　　赛义夫·拉曼：你说得对。绿色和低碳发展是未来的趋势，如果中国能够专注于此，事实也确实在做，它就能推动未来的市场。增长来自两部分，一部分在国内，一部分在国外。

　　清洁技术的创新，尤其是针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绿色技术的创新，对许多国家都是有益的。我完全支持创新驱动、清洁技术的理念，要想取得成功，首先要在中国取得成功，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因此，我的建议是，先着眼于中国市场，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界面新闻：那你认为，我们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多年轻人，应该怎样为未来做准备？鉴于数字化和大型语言模型的快速迭代，以及日益明显的气候危机，未来将需要哪些新的职业，需要什么职业技能？

　　赛义夫·拉曼：有人曾说过，你孩子未来会从事的工作，现在可能还未被创造出来。那么，如何让孩子为这种不确定性做好准备呢？我对我的学生们的建议是多元化发展，比如不要仅仅专注于编写计算机程序，而是要讨论程序的上下游应用和相关性，而不仅仅是编码这一部分。

　　在职业的选择上应该全面考虑，而不仅仅是你的专长。这样，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你可以轻松地进行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