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教育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先后发表论文2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0部，其中多部著作以英、德、俄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精品课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认识自然，难；认识社会，更难。当自然科学不断发现自然规律时，人类对社会的认识却仍然停留在社会的表层，社会“科学”在相当长的时期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之所以如此，从认识论的视角看，是因为社会离不开自然，但社会又不同于自然，自然运动在人之外，社会运动本质上是人的活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的过程；历史规律形成于人的活动中，但历史规律一旦形成就不以人的意识、意志为转移，并反过来制约、支配人的活动，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社会离不开个人，但社会又不是个人的相加之和，而是个人之间彼此发生的那些关系的总和，但社会关系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决定着人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一个人“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自然科学家是在自然之外研究自然的，因此，自然科学家不是他所研究的对象的参与者，社会科学家则是在社会之中研究社会的，因此，社会科学家是他所研究的对象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科学家必然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渗透到研究对象中，而这种研究对象又反过来影响作为研究者的社会科学家。这犹如一个自相缠绕的哥德尔式的“怪圈”。正是这个“怪圈”造成了社会研究的难题，造成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造成了“社会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所以，我今天讲的主题就是如何理解和把握社会科学及其特殊性，或者说，如何解答“社会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

　　研读哲学史、科学史可以看出，自然科学脱胎于自然哲学，社会科学则蕴孕于道德哲学之中。伴随着现代工业、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科学从道德哲学中分化出来并获得了自身的独立形态。在进入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既没有独立的社会研究方法，更谈不上独立的社会科学，人们对社会的研究主要采用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套用道德哲学的方法，二是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

　　套用道德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这主要是古代的社会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根本特点，就是用“性善”“性恶”等来规范社会，描述理想的社会形态。无论是古代中国儒家的社会理论、法家的学说，还是古希腊柏拉图的国家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都是如此。著名历史学家萨拜因在分析柏拉图的国家理论时就认为，这个理论是从研究“善”这一概念开始的，然后，根据善的观念，通过阐明一切社会所包含的相互需要这一原则，对社会作出构想。

　　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这主要是近代的社会研究方法。在近代，牛顿经典力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确立了成熟的自然科学的两大原则，这就是重复性原则和精确性原则。所谓重复性原则，是指重复性是自然规律的根本特征；精确性原则是指自然规律不仅可以被认识，而且可以用精确的量的关系去把握。对于近代的社会研究者来说，牛顿经典力学的成功既有诱力，又有压力，总之，具有科学的威力。正是科学的威力促使一大批社会研究者聚集在科学主义的大旗下，并力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构造出“社会物理学”“社会引力学”等等“科学”，形成了社会科学史上的“自然科学时代”。

　　套用道德哲学、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表征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这就是，“自然联系”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尚未凸显出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凸显出来并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在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据统治地位，个人与社会处于形式上对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念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需要从整体上规划社会发展，社会因此真正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社会事实如何描述、如何抽象、如何解释，才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只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社会科学的独立化才成为现实的问题，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发生出来。

　　任何一门科学的任务都是研究、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任何一种理论要成为科学，或者说具有科学性，就必须研究、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这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基础。社会科学同样如此。“社会科学何以可能”的基础就是发现和把握社会活动规律。社会科学的独立化就是人们力图发现社会活动规律及其特殊性的过程，它历艺复兴的“人文科学”、维科的“历史哲学”、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科学”、黑格尔的“哲学科学”、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终于发现了社会活动规律，即历史规律。恩格斯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

　　社会科学就是要发现、把握社会活动规律，即历史规律。问题在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规律不是形成、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而是形成、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同时，历史规律一旦形成又不以人的意识、意志为转移，并反过来制约人的活动，决定社会发展。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趋势和总体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形象而深刻。

　　正因为如此，当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时，就不仅发现了社会活动规律及其“重复性”“常规性”，而且能够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社会的物质变革。在列宁看来，“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的确如此。“重复性”和“精确性”是科学的两个基本原则。发现和把握社会活动规律及其“重复性”“常规性”，并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社会的物质变革，表明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一门科学，一门成熟的科学，并把整个社会理论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使社会“科学”真正成为科学，并标志着社会科学真正得以独立和确立。

　　社会科学独立化的前提是社会科学方法的独立化。方法的独立与学科的独立是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的。从总体上看，社会科学方法的独立化是以“抽象”方法、“理解”方法、“从后思索”方法的确立为前提的。

　　第一个前提是“抽象”方法的确立。自然之物是实体，“可感觉”，自然事件具有可重复性，其产生的条件和运动过程可以在实验室重新模拟、再现出来。所以，自然科学的主要方法就是实验室方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社会的物”不是单纯的实体，而是具有社会关系内涵的实体，因而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马克思），社会科学研究的正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即“超感觉”的社会关系。射程再远的望远镜看不到社会关系，倍数再高的显微镜看不透社会关系，技术再先进的计算机也算不出社会关系，“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这一社会关系，而且历史事件不可重复，产生历史事件的条件不可重建。因此，社会科学无法应用实验室方法，只有科学抽象法才能深刻地揭示社会关系及其规律。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抽象是唯一可以当作分析工具的力量”。实际上，不仅分析经济形式，对于整个社会科学来说，抽象都是“唯一”可以当作分析工具的力量。

　　科学抽象是一个有序的思维过程，它要求对社会的研究从“感性具体”出发，经过对“完整的表象”“生动的整体”的分析，上升到“抽象的规定”；然后，经过综合，把反映事物各方面的“抽象的规定”联系起来，形成“理性具体”，即“思想总体”，从而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从认识过程来说，认识是从感性具体开始；就科学体系而言，认识是从抽象规定开始，换言之，理论思维不是以感性具体为思维要素，而是以抽象规定为思维要素。只有借助抽象规定，理论思维才能运转起来，科学体系才能真正形成。正如马克思所说，“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即形成了独立的经济科学。

　　第二个前提是“理解”方法的确立。所谓理解的方法，就是解释学的方法，也就是把社会现象当作文本，通过解释它的意义来把握它。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意味着这样一种科学，这就是“有意义地理解社会行动并由此解释其影响的后果”。哈贝马斯认为，韦伯的这一观点是对“社会行动的普遍理论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理解的方法之所以对社会科学绝对必要，是因为社会现象是在人的活动中产生的，人的活动又必然贯彻着某种目的，体现并渗透着特定的利益关系、阶级立场和价值观念。因此，任何理解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经济权力、权利的背景下展开的。正因为如此，福柯一直致力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研究。

　　解释学方法，即理解的方法源自施莱尔马赫，后经狄尔泰、伽达默尔等人的努力，成为社会科学的一种基本方法。但是，马克思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方法，并揭示了解释活动得以展开的现实基础、真实境况和实际界限。所谓“现实基础”，是指每一历史时期的解释活动都是由实践活动所激发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真实境况”是指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的权力对解释活动的渗透和支配，人们只能在权力和话语的互动关系中进行理解—解释活动；“实际界限”则是指每一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对解释活动合法性界限的规定，所谓合法性，就是对统治阶级权力的认同，所以，任何一种解释活动能否得到认可的一个潜在的、根本性的标志，就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解释学都是权力解释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们在对一定历史时期的权利状况进行批判之前，是不可能达到对社会关系、历史事件客观理解的。“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

　　第三个前提是“从后思索”方法的确立。历史发展是从过去到现在，从低级到高级。然而，历史已经过去，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主体无法直接面对客体，人们也无法重新模拟过去的历史，因而对历史的认识不可能从过去到现在，从低级到高级，相反，只能反过来思索，也就是从现在到过去，从高级到低级，逆向溯因。马克思明确指出：“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