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美中对峙可能将是一场持久战，两国涉及的领域广泛，科技、军事、经济、社会、等。在经济贸易领域中，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国，而美国的主要进口国中，2023年至今中国也位居第三位（2022年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国）。美国在中国和香港的直接投资大约为2150亿美元。此外，证券投资（股票和债券）达到3000多亿美元，因此美国对中国总投资达到约5150亿美元。

　　可见，美国即使想要将放在首位而对中国谋求“脱钩”，也很难在不伤及自身的情况下而一蹴而就。

　　然而，也有不少经济分析人士认为，除了美国主动要求“去中国化”可能导致对美不利因素外，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衰退通道，尤其是以房地产债务危机爆发可能带来的“明斯基时刻”到来，是否也会引发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性严重后果？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中美经济体系有根本性的不同，表面看起来都和房地产债务相关，但其底层逻辑完全不同。

　　首先，“中国经济奇迹”来自于改革开放后加入全球贸易分工体系，形成以出口加工制造为经济基底的体系。因此，中国的出口贸易一旦坍塌，必定会导致经济根基的动摇。

　　有人说，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起飞，是依靠房地产发展起来的。没错，房地产造就了一小批富人，也造就了一批拥有依靠房价支撑起来的高额账面财富（背后大部分是巨额债务）的中产阶层。不过，正如一个年轻人无法通过在自家自留地盖房子来增加财富，而必须外出打工出卖体力获得财富一样，本质上中国无法通过在国内大量造房子来提升国民财富水平。房地产，只是中国出口制造业获得的财富在金融和房产上的表现。中国出口好，国家外汇多，就敢于投资和建设（如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等）；居民财富多，就敢于消费、负债和买房，房价水涨船高，国内消费循环也比较健康。反之，中国出口如果差了，那么居民没钱了，怎么会去消费呢，更糟糕的是，巨额的房地产债务也无力偿还了。

　　过去，我们都说，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或者说没有说到本质问题。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辉煌，几乎只是依靠“出口”这一驾马车驱动起来的，如同金字塔一般，出口是基底，消费和投资（依赖大量负债）是在出口贸易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三者是层层向上递进的，而不是并行的关系。

　　或者更简单直白一点，中国这几年累积的巨额债务——居民、企业和政府三方都拥有巨额债务——都是建立在制造业出口贸易获得的现金流之上的。如今，国际形势巨变之下出口贸易现金流趋弱，而所积累的债务问题却并未及时“拆弹”，就好比一家人，债务越来越重，而打工所挣得的薪水越来越少，以至于几乎还不起月供了，岂非危如累卵矣！

　　最为危急的是，我国巨额债务亟待解决的当下，最大的“订单客户”——美国却开启了缓慢但坚定的“去中国化”进程，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数据显示，7 月中国对外出口金额2817.56 亿美元，同比降幅再度扩大至-14.5%。7月出口创下自2020 年2 月以来的最低同比增速。分国别看，对美国出口同比降幅最大。7月，前三大出口市场中，我国对欧盟出口同比下降20.6%，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23.1%，对东盟出口同比下降21.4%。虽然美国依然是我国第一大出口国，但其份额占比已从全球疫情前的2019年的17%下滑至2023年上半年的14%，对我国出口形成非常明显的拖累。

　　也就是说，我们当下最大的“对手”或“敌人”，竟然也是我们最大的“客户”和“财主”，此结如何解？

　　相较之下，2008年的危机是由美国巨大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混乱放大了泡沫破裂的影响，尤其是“影子银行”的崩溃——这些机构制造了相当于银行挤兑的风险，但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也缺乏为传统银行提供的安全网。简单而言，2008年危机是“金融危机”——美国眼花缭乱、层层包装而不受监管的金融产品暴雷引发的金融体系的危机，却并未伤及其实体经济。

　　如果说美国真正意识到其面临的实体经济将出现问题的话，那就是多年前就开始的“制造业空心化”——过去美国将大量低端制造业外迁，本国集中精力发展科技和高端服务业——疫情后美国更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供应链全球化后，对本国带来的潜在危险。本轮美国持续不退的高通胀，也很大程度上是供应链全球化弊端带来的，这就加大了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的迫切心态。

　　因此，中美面临的经济问题有如此大的不同，因此中国目前经济持续衰退，究竟通向何方，也不能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类比和推导。

　　其次，中国的债务是以“土地或房地产”作为底层信用抵押物支撑起来的内生债务，因此很难通过外债方式传导至他国，只能依靠本国政府长期艰难的逐一化解“拆弹”

　　仅从规模上来看，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总量以及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有数据统计，中国房产总市值达到65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房地产总市值之和60万亿美元。

　　另有数据显示，我国核心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偏高，而租金回报率偏低。纽约、伦敦、东京市中心房价收入比分别为12、18、12，北上广深分别为55、46、35、32，纽约、伦敦、东京市中心租金回报率分别为2.5%、2.5%、2.1%，而北上广深分别为1.5%、1.8%、1.3%、1.0%。中国内地一线城市绝对房价、相对房价依然位居全球前列，全球前十大高房价城市，中国占一半。

　　这些国际比较非常有力的说明，我国房价水平，无论是与国家经济水平，还是与居民收入水平相比，都是显著偏高的。那么，是什么东西在过去二十年以来持续支撑了这么高的房价呢？两样东西：预期和负债。

　　过去我国制造业和出口还处于蓬勃向上发展阶段的时候，居民收入水涨船高，带来了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期。此外，我国金融体系找到了一种表面看来具有信用抵押价值的实体——土地或房地产，于是，这种建立在土地抵押物上而层层堆砌的信用工具就诞生了。

　　居民以未来收入现金流作为担保，并用房产作为抵押物从商业银行获得购房按揭，开发商以预收款作为担保，以土地作为抵押物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开发和土地款，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获得的收入，加上城投债等金融工具，获得基础建设和项目开发投资资金。由此可见，居民、开发商和政府三方都在负债，利用高杠杆投资，债务逐渐积累超过现金流可以支撑的程度，而最后的接棒者却只是居民一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每年拥有巨额的房地产资金流，但目前一旦房地产市场萎缩，债务危机风雨欲来之时，无论是居民、开发商还是政府，手中都只有负债而没有现金了。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的债务危机，是很多国家走过的老路，包括那些我们早就耳熟能详的，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我们常常喜欢对标的“失去二十年”的日本。就好比一个人不撞南墙不会想到回头，没有体尝过债务压顶之痛者——尤其是城市新中产群体（债务堆砌起来的伪中产）当浸淫在“消费升级”和“炒房致富”的甘甜梦想之中，绝不会想到有一天债务之定时炸弹总会被引燃。天下并无新鲜事。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7月，我国全社会杠杆率达到280%左右，其中企业杠杆率达到160%左右，居民杠杆率接近65%，政府杠杆率约55%。虽然经济承压之下，各经济主体融资意愿不足，我国宏观杠杆率出现环比下行，但仍在历史高位。我们或许已经走在了痛苦化债的长期艰难的道路上，政府应尽量通过减缓债务人压力、债务重组展期等工具实现“软着陆”，债务人应尽可能开源节流、节衣缩食，熬过这一段偿债的日子。

　　然而，中国的高债务问题和金融体系问题（包括承担政府巨额负债的影子银行），却有这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独特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不像阿根廷或希腊那样，欠外国债权笔债务。这里所说的债务本质上是中国欠自己的钱。对中国来说，为债务人纾困和减免债权人债务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危机的重担，只能落在国家政府身上了，几乎无法分摊给他国。

　　因此，与欧债危机相比，中国债务危机如果爆发了，对外国人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响就较为有限了。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甚至有点不太厚道、幸灾乐祸的提到，“中国可能面临危机。如果是这样，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据我所知，答案是，美国受中国潜在危机的影响小得惊人。在经济方面，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中国内部的潜在危机，而不是2008年那样的全球事件。”

　　那么，中国经济衰退，是否会间接给全球带来负面影响呢？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影响确实存在，但很小。他提到——

　　美国在中国投资了多少？在中国和香港的直接投资——涉及控制的投资——大约为2150亿美元。证券投资——基本上是股票和债券——有3000多亿美元。所以这里面总共有5150亿美元。

　　这数字听起来不小，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就是个小数目。这里有一个比较。目。